在日前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谈到，要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冲破地区、部门狭隘的利益观，形成全昆明市一盘棋、合力求发展的浓烈氛围。

    仇和再次因其言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几个月来的“特立独行”更让“仇和式政绩”演变为媒体批评的“打靶场”。

    或许您会说，在中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前不久有关“思想解放”的讨论，对于社会而言，本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制，闪电之下，各种思潮必然鱼贯而出。在此意义上说，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无疑是权力部门。

    然而，为什么当仇和在主席台上大谈权力“思想解放”时，却又再一次遭到媒体的“炮轰”呢？连日来，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仇和在权力属性方面的认识偏差。偏差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心理落差”。众所周知，今日中国的权力改造，虽然近三十年来一直以“大社会、小政府”为价值指引，然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政府规模却是越做越大，并在2007年登峰造极。公权力扩张之陈疴新疾无疑需要集社会各方力量以医治。

    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近年来一句引用甚广的话则是：“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有关公权力与私权利，经典的理解莫过于：对于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于私权利来说，则是“法无禁止则自由”。双剑合璧，其目的就在于约束权力的同时确保繁荣社会。如果公权力能够循着仇和的意思“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那么就难免出现因为公权力无节制自我授权导致的公权力无限扩张。最后结果必然是公权力跑到公意前面，全社会在不知情、未授权的前提下为公权力一次次支付没有合法性的“试错成本”。

    如上所述，将统治者关进笼子是任何追求宪政民主国家的理想。明白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形象地理解仇和式“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内涵。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仇和有关思想解放的表述里有某种“积极因素”，但是其中暗合的逻辑足以令人不安——假设关住权力的笼子有许多个门，“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便意味着如果有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权力就应该勇敢地冲出去，驰骋于社会领域。

    权力越谦卑，社会越繁荣，思想越解放。熟悉中国政治历史的人知道，权力场上最不缺的是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所谓“权力不羁，则国家不幸”。真正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恰恰是能够免于权力伤害的社会，是那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社会。(作者：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