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李四光临终前遗憾地说，再给他半年，可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但是直到今天，地震预报比例很低。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一批老科学家认为可以，“对于地震来讲，现在不可知是正确的。未来不可知，那就是错误的。”

　　还要坚守“群测群防”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目前已趋于减弱、消失，这是地震预报工作的很大损失，他建议，应实质性恢复“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并全面增强公民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心理承受力。

    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谷永新说，国家地震部门一直要求把“三网（灾情网、宏观观测网、宣传网）一员”建设起来，就是一个人身肩三职——宏观观测员、灾情速报员、宣传员。

    “但‘三网一员’的经费很多是没有的。”谷永新说，“北京市在十多年前定的标准是一人一月100元，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标准，物价都涨了多少倍了，好几个区县地震局都反映，希望能提高标准，现在已经没几个人愿意继续承担这个工作。”

    孙士鋐告诉本刊记者，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地震部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道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在各地的乡、镇都设有测报点，农村的一些电话员、乡干部都会观察一些水井的水位变化，对一些宏观异常进行观测，然后将观测到的信息报到当地的地震部门，这些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

    “以前这样做都是没有报酬，自愿的，现在都讲经济效益后，没有报酬的事情慢慢地就没有人再去做了。”孙士鋐说，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正在云南作调研，发现上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些群测群防工作基本上都没有了，这对于地震预报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大地震发生前的两三天作出临震预报，主要有两条重要的判定依据，一是小震活动明显的增强，水位的异常，地磁的异常等；二是出现大量的宏观异常，老鼠满街跑，动物园的老虎、狮子不吃不喝或者闹，牛马不进圈，这些大量的信息都是依靠老百姓，依靠当地农民报告的。”孙士鋐说，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发生的前一天，小震活动明显增强，其他宏观异常被观测出来了，群测群防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正是这次成功预测，奠定了中国临震预报的世界领先地位。

    专家表示，目前公众对地震的心理承受力很低，非常容易因自身的慌乱导致人身财产的损失，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必须通过群测群防，加强公众在地震方面的一些必要的自救、预防的科普教育。

    谷永新说，从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来说，虽然这几年和自己比有进步，但对突发事件的防御并没有深入到老百姓的意识里面去，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我们现在的苦恼是，想宣传，但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稍一宣传，市民就以为要地震了，更加不敢随便组织演习。”谷永新说，理想状态下，对防震减灾的宣传、演习本来应该形成一种常态，但现实状况是，连“地震局”都变成了敏感词汇，似乎一出现就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恐慌。

    谷永新说，自从非典以后北京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应急委员会，下面设了13个专项指挥部，北京市地震应急指挥部是其中一个，这说明北京市已经意识到对突发事件处置的重要性，对地震还是比较重视，但对公众的宣传方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影响较大的宣传基地。

    “几年前，中国地震局在香山建了一个地震科普教育基地，但很小，也没多少人知道。”谷永新透露说，北京市正准备建设一个防震减灾中心，其中要拿出2000多平方米做科普宣传，他建议建成一个像北京科技馆那样具有实践性的公共馆，“至少要多几个‘震动台’，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有兴趣带孩子去体验各级别的地震，形成良好的心理承受力。”

    据了解，日本这类的“公共安全馆”很多，日本的民众几乎都通过模拟多次亲身体验过，体验过地震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大地震来临时，往往能够较冷静地应对，及时展开自救互救。

    据谷永新介绍，目前北京市各区县的宣传工作，主要都是编写材料、发放小册子。“也有很多学校会自发地请地震局的专家去办讲座，做一些很小的演习。”

    谷永新认为，这样的形式可以形成一种常态，建立制度，让防震演习像一种“课程”那样认真实施，“可以半年一次，在学校、工厂、工地、社区甚至各单位，尤其是我国的多震区更应该有计划地坚持实施，只靠发放资料、看展板是无法实际掌握自救技能的。”（记者 张淼淼 李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