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7岁的中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吴敬琏有个响亮的绰号———“吴市场”。这顶帽子最初带有贬义，有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之意。现在听来，成了对他的肯定。的确，多年来，吴敬琏是市场经济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2005年春，凭着这份执着，因在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吴敬琏成为有着“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四位获奖者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对他倾注半生心血倡导和实践市场经济理论的肯定。

    “吴市场”

    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早在中国实行严密的计划体制时期就有所萌芽。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于南京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但吴敬琏没有走向实业救国之路，而是踏入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吴曾跟苏联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他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在中国开辟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领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激烈争论。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还在1982年，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但在有着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和数十年计划体制浸淫的中国，传播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反复甚至后退。1991年冬天，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同年底，他与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冒着风险、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况下由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一观点。此书后来并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吴敬琏和他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这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接着，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告确立。

    吴敬琏对于市场经济的传播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辩驳，而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因而有着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此外，吴敬琏还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主张整体协调改革，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专业精神与平民情怀

    在吴敬琏身上，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与公共学者的平民情怀两者得到了高度统一。当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其精神内核则是一致的。

    2001年12月，吴敬琏以他对股市的建言，再度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高票获得该年的“经济人物大奖”。颁奖词说：“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

    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了吴敬琏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2001年至2002年的股市大论战中，处于旋涡中心的他，因抨击证券市场黑幕而成了大众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当被问到为什么会站出来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时，他答道：“我们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很多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吴敬琏的平民情怀从他喜欢引用捷克新闻记者和著名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话可见一斑。后者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在他看来，“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应该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识，则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基于这样的理念，吴敬琏判断事情对错与否的标准是：是否是真理、是否有利于民族。股市中的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是走向权贵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立足于公正规则上的市场经济等等，看到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精神；而说出这些问题，需要道德支撑。

    然而，成为一个道德符号，似乎又不是他所愿看到的。作为经济学家，他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专业精神和市场规律，是不是说的是事实真相。如果是，即使与社会的众意相悖，他也不准备迁就。

    今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先后提出的三个观点：城市拆迁补偿要纳税、打压房价会使物价上涨、春运限价不如补贴农民工，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可以说大大得罪了社会大众。媒体特别是网上对吴敬琏的批判连篇累牍，转瞬之间，他从民众的代言人变为不关心民众疾苦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吴敬琏并不想为了讨好民众就丧失经济学家的专业判断，他坚守市场化仍然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唯一办法。同时，他也不因受到民众的误解和批评而丧失其平民意识，下面这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说，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有权力的人们会在不规则的产权变动中得益，而社会弱势集团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支持规范的法治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使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知道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努力传播真理，帮助更多的人掌握真理。如果思想理论界中人明知故犯，或者只是一味的指责别人，而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那就意味着丧失了职业的操守。”

    吴敬琏问题

    中国的改革，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是一种市场的供求关系。改革的需求者是渴望变革的社会和它的人民，而改革思想的供给者之一，则是具有专业精神的经济学家。在如何促进改革的供给上，吴敬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贡献了一套思想和方向，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吴敬琏就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独特价值，还在于他能“与时俱进”，提出问题，并试图解答问题。

    近年来，吴敬琏不断强调中国社会转型有滑入“拉美化陷阱”的危险，呼吁改革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侵蚀。在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已进入到攻坚阶段时，改革出现了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个是开倒车，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具体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权力上收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主导市场和资源配置；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以肥私。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时，就容易由于受到蒙蔽盅惑而发生错觉，把因此而受损的仇恨撒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及这些学者身上。久而久之，这种民粹化的情绪累积起来，一旦爆发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是不可小觑的，它有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攒起来的成果毁于一旦。

    吴敬琏的价值就在于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它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吴敬琏问题”。也因此，他近年来着力倡导一个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而警惕一个官商勾结的“坏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这也是吴敬琏为中国改革设想的彼岸目标。

    2004年至2005年，中国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各方都在认真反思改革的成就和不足。作为回应，吴敬琏在去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坦言中国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等障碍重重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第四，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提出来也相对晚了，但它由吴敬琏提出来，还是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要想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我们不下“地狱”， 用吴敬琏的话说，“问题就在于我们努力的程度。”

    诚哉斯言。（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