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近影

    一直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而他却似乎一直对媒体保持谨慎的态度。等真正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才发现他是那样的谦和平易、坦率温和。

    他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征服着你。采访眼前的这位学者型作家，不——学者型行者、文化行者，不亚于在享受一席口味与营养俱佳的精神盛宴……

    问：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

    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２００６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通知说我又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９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这两个奖使我高兴的是，都不是“文化界”评的。评委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并且从“界外”选择了我。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以前得到的很多奖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三度获得了台湾的最高文学奖（蝉联两届联合报最佳书奖，一届白金作家奖）。看重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现代文学非常陌生，以为都是“伤痕文学”。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长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账、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７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问：对于成就您的一生作用最大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６件——

    （１）在１９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２）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３）“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４）在看似“官运亨通”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５）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考察的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９·１１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主要在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华文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演讲，都受到当地听众的热情欢迎。２００４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并发表演讲；２００５年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演讲题为《利玛窦的答案》），引起极大反响。此外，我还在台湾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每场的听众都多达三四千人。

    问：您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拥有那么多读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好回答。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在台湾发表过一个演讲，论述我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内长期受欢迎的原因，是“触及了中国文化的ＤＮＡ”。他的演讲对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太高，我愧不敢当，但是有关“文化基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我在写《文化苦旅》之初就这么想的。

    问：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一生走过的路吗？

    答：也许会。当然不必选择家破人亡的灾难了，但我还要选择在困境中的历练，在行政工作中的负责，然后，以丰富的人生经验投身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我在心灵上与广大同胞深层沟通，使我单薄的生命变得厚实。人来到世间一次很不容易，能以自己的文笔与万千苍生同悲欢，是一种福分。但是，和这一辈子一样，我虽然选择了文化，却不会选择“文化界”。因为我心中的文化与那种“界内互窥”无关。我在辞职时就说过：面对文化，背对文坛。如果重新选择，还是如此。

    问：作为一个大名人，您在生活中有压力吗？

    答：没有。不错，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认识我，签名、拍照什么的，这都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人家向你点头微笑，你也向人家点头微笑，这是人世间的善意往返、暖流互温，万不可冷漠以对，也不必过于在意。其实，一个服务态度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和菜场营业员也是天天以平静的微笑与人们往返的，想想他们就是了。

    因为出了一点名，总会有一些人围着你的名字说东道西，不断编造出一些与你有关的谣言，造成大大小小的风波，这也是正常现象，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就不要当作压力。我的原则是，既然这些风波不是我要的，那就不要因我而扩大。即使有人向你投污，顺手能拍就拍掉一点，拍不掉也让它去，不要因此而放弃手上正在忙着的事。我说过，我宁肯做一个满身污迹的劳动者，也不愿做一个天天都在清理自己的衣冠而不劳动的“干净人”。

    总之，名人不应该成天夸张自己承受着多大的压力，而应该成为“精神减压”的表率。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时代，除了工作上一些正常的压力外，不必再理会外面强加给我们的压力了。我们应该充分享受这个美好的时代。和谐社会，由精神和谐开始。

    问：前不久网络和报纸上传言您要“辞去作家”，后来又有人说您没有说过。这种小小的纷扰，会不会影响您的心情？

    答：当然不会，至多一笑了之。一个人会写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本是一件平常事，就像一个人会做几个菜，会做一点体育运动一样。如果这两天你不想做菜，不想运动了，那就不做、不运动吧，干嘛宣布“辞去”做菜和运动呢？向谁辞？又向谁宣布？这真叫无事生非。对这种传言，根本不能当一件事。更大的传言也有，例如几乎每３个月总会传一次我和妻子离婚了，我和妻子一听总是哈哈大笑，觉得他们真正关心过头了。

    问：说起您的妻子马兰，她也是一位大家敬重的杰出表演艺术家，有很长时间没看到她演出了。她好吗？在忙些什么？

    答：她很好，成天平静而快乐。她虽然也承受了不少委屈，却从来不会去“品尝”委屈，而总是以善良之心面对世界。偶尔，她还会去做一些慈善演出，用演出酬劳去帮助当地的失学儿童。她最关心的是那些国际灾难，包括生态危机和战争，这一些她几乎都了如指掌。台湾媒体甚至因此要邀请她去做国际时事评论员，那是半开玩笑了。她离开原有的文艺体制已经整整７年，开始是被迫的，现在反倒变成了好事。今后还会在表演艺术方面做一点探索，但只是兴趣，没有丝毫名利目的，因此不急。这两天她的老父亲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她到医院去照顾了，已无大碍。

    近年来，余秋雨一直在世界各地考察世界文明，一路演讲，边走边说。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ＤＮＡ，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ＤＮＡ，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余秋雨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

    余秋雨在笔者的题词本上认真地题写“行者无疆”４字。是的，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永远行进在无涯的生命追求之中！（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