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

研讨会

    我一直在计算，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以前在厂里，她的信经常被扣留。每个月要扣她几十块钱才能把信拿走。“一封信要我交一块多，每个月扣四五十块，我一个月就赚几百块，都是血汗钱，心痛死了。”所以，只好让朋友代为收信。

    几十封沉甸甸的信，大都是各地的文学刊物寄来的，还有一些读者的信，当然还有汇款。

    于是一起到邮局。却被告知无法取款：汇款单上写的是朋友转交给郑小琼，必须有朋友的身份证和签名。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却已经出差去了。

    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

    在没来东莞打工之前，郑小琼是四川南充乡下诊所的一个小医士。

    1996年，当她考上南充卫校的时候，还是家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考上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她带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家里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来到了卫校。

    四年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了，郑小琼来到了一家乡村诊所。

    诊所的经历，她一直都拒绝回忆，因为那是个梦魇。乡村诊所说到底就是个性病医院，“那些地方太黑了，根本就是骗人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我真的看不下去，良心不安啊。”

    “上学时，我一个月要用两三百，一年学费要两三千，上学欠的那么多钱怎么还？更别提回报父母了！”于是，她不顾家里人反对，南下打工。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更难。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先让你跑步，还要做仰卧起坐啊，看看你体力怎么样。人都没有尊严了，反正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进去的话，又要收押金，先交一两百块，制服费。”打工多年，见过无数不平事的郑小琼讲起这些，还有些忿忿不平。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

    不断转厂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地艰难。“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叫可怕。”但恐慌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饿过一顿是一顿。

    挨饿之外，暂住证成了郑小琼的另一个梦魇。“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小孩，‘哇’地一声就吓得哭起来……特别是他那个手电筒‘刷’地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

    工厂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饶是如此，她在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后，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地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

    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来说，这是一座火山，让她喷发出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一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望她，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她下班，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话。

    在这个封闭得类似于监狱的环境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五号左右，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会争着要加班，为了三个小时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她一呆就是四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等到你的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便开始能适应这种生活。

    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这是郑小琼在东莞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在那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说：“哎，245号。”

    后来，她在自己一篇名为《流水线》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经历。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语言中的愤懑与辛酸却是无法掩盖的：

    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

    写诗能赚多少钱？

    还是在流水线上。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

    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砸了。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不严重？那就去找厂里的采购吧，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激情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激情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实习记者 郑廷鑫 李劼婧 发自东莞）

    (感谢洪湖浪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