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古乐会休息室，须发皆白的杨春龄准备登场，活像一名出征的老将。
一位71岁的老人，他敬重宣科，热爱纳西文化，他关注市井新闻，也谈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跟纳西古乐打了16年的交道。
老人的一天，有条有理，节奏缓慢而不觉拖沓，如他参与演奏的纳西古乐一般，人乐合一。
“纳西古乐，学会容易，学精学好难。学精学好，就要能表达出古乐的古意古韵。”老人有所学，有所得，他是纳西老人的缩影，是纳西古乐传播者中不可忽略的一分子。
上午 他提得最多的是宣科
龙泉村简直就是束河古镇的后花园，很多游客愿意骑马到这里，看看比古镇里更古朴的民居，更自然清澈的流水。1月14日早晨7点，杨春龄起床，蓝衬衣外面套了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衣，踩双布鞋，先拎着垃圾桶出门左转再左转倒了垃圾，然后在门前穿村而过的小河里把桶涮一涮，这时河的下游还没有人洗衣服。
71岁的老人，走路还快，但是迈过大门那道高高的门槛时，必须用一只手扶着门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偌大的院子只有老两口，只有事必躬亲。他从龙头接了水，把庭院清洗一遍，再进入厨房烧水。院子里的公鸡也打起鸣来，声音高亢，传出很远。
8点半，他走进屋子，开始这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先从抽屉里取出一盘磁带，带子的封面有点模糊，但还能清晰地辨认出是宣科年轻时的头像，这是他在1994年灌录的一盘纳西古乐演奏带，两面共10支曲子，计40分钟。
杨春龄把磁带放进录音机里，摁下播放键，然后捻着花白的长须摇头晃脑。“这是必须认真听的，才能领悟宣科老师的精神”，他强调。
他称宣科为老师是有渊源的。很多年前他在昆明师范学校读书，宣科也在里面教书。虽然没有亲授，但还是有师生缘分。他保存着他的毕业照，当年他站在第二排靠右边，瘦瘦的，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身后那个横幅上“昆明师范学校”几个字，而和宣科搭上师生之谊。
他对这位老师极为尊敬，几乎能背诵他的每一个观点，就是别人对宣科的正面评价，他在思索1分钟后，都能逐字逐句地背出来。如果你不注意，他一会儿就会将话题转移到宣科身上。
如果时间充足，他会把磁带听两遍，然后从前胸掏出一个黑色封面的小本子，上面用工尺（注：音“车”）谱记录了全部的曲子，再默诵一遍。这个本子是他的宝贝，里面不但有每晚演奏的曲子的谱，还有他摘录自各种报刊杂志上，关于纳西古乐，关于音乐，甚至关于丽江的新闻。比如他会指着一段话，“纳西文化的全部，并不仅仅是东巴文化；东巴文化也绝不能代表全部的纳西文化”，说自己非常同意这句话，这是殷晓俊先生在丽江本地一本杂志上表达的观点。因为原件在别人那里，杨春龄就很认真地抄下这句话，然后在后面注明出自哪篇文章，作者是谁。
再比如，他也会从本本的封皮里拿出两张老版的《云南信息报》，两张上面都是娱乐新闻，一篇报道是“抗日歌曲能否摇滚——《大刀进行曲》老歌新唱惹争议”，一篇是“毛阿敏是未婚妈妈？”对于前者，他会很气愤，坚定地认为不能摇滚《国际歌》，不能摇滚《大刀进行曲》，“这没法向历史交代”。对于后者，他很无奈，认为这是道德的败坏。
下午 讲述与纳西古乐间的渊源
下午2点，他拿出那把三弦，按照上午从录音机里听的节奏，自弹自唱一遍。在舞台上表演，大多时候是不需要唱的，在家里，他会顺着节奏“咿咿呀呀”地唱出来，没有歌词，声音若颤颤巍巍的弦。琴弦落下的粉，早已经染白了琴柱，一如他那把白须。儿子孙女是喜欢听他唱的，但是他们至今也没有接过老人的琴，“他们有工作要做，没时间，等老了，也会和我一样，喜欢上的。”
杨春龄就是在老了之后才喜欢上古乐的。他小的时候，丽江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古乐队，大点的村子也有自己的古乐队，成员都是老中青结合。古乐在文革期间成为四旧，乐谱被没收烧毁，乐器被砸烂。大概在1976年-1978年间，才出现古乐传习班，不过都是专门针对学生开办的，并且只在寒暑假举行。
杨春龄从小读书，走的是知识分子路线。昆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回到束河完小教书，从1年级到6年级，哪个科目没有老师，就教哪一科。直到55岁退休，才开始跟着本村的老乐师学习纳西古乐。“技巧都学会了，但是感觉不成系统，对古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很懂”，在民间学了5年之后，1997年到宣科办的古乐传习馆系统学习，这个传习馆也是针对小学生和初中生举办的，杨在里面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一个月后，他被派到云南民族村纳西村古乐宫演奏，当时古乐宫有乐师20多人，杨担任了副会长，一待就是7年。
这7年里，丽江和纳西古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村的古乐宫接待过前国家领导人，也接待过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和志强。杨春龄把和这些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放大，镶在镜框里，时常抚拭。
古乐会带给他的不止是这些值得回味的记忆。他在古乐会每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遇到节日还有额外的待遇，比如去年的中秋节就发了300元的糖果。过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小红包，每个红包里的钱，根据工龄、技术水平、台风台德和贡献，而有差别。据说宣科不准大家当面打开这个红包，也不准背后私下透露数额，但是大家下来还是相互通气，他去年的红包有300多元。去年10月份纳西古乐会到北京庆祝第62个联合国日，乐队给每位乐手发了900元。
晚上 他坐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晚6点钟，杨春龄收拾停当，穿上正装，也就是淡黄色的夹克衫，西裤，皮鞋。出门左转再右转，踏上出村的小路，20分钟后，到束河古镇口的公交车站，车上的人都认识这位白发白须的老人，纷纷点头致敬。他必须赶在7点之前到古乐会打考勤，所谓打考勤，“就是和考勤员打个招呼，告诉他我准时来了”，考勤对乐手来说，是属于“台风台德”的一部分，和年终那个红包的薄厚挂钩。
7点钟，杨春龄准时出现在考勤员面前，大家聚在后台的换装间等待宣科的到来。平时宣科要第二场才出现，但是今天有联合国的官员来听纳西古乐，宣科必须出全场，并且提前会给大家开个会。古乐会不经常开会，除非有重大演出，宣科才会给大家通通风，大多强调的是纪律，不要出差错。
7点40分，众乐手换上长袍，准时入场，杨春龄的位置在面对观众右侧二排的第二位，如果宣科出场，他正在宣科的背后。宣科的演讲终究是这场演奏的重头戏，他说如果哪天宣科不在，古乐会的门票就要下降很多，游客会说，哦，等宣科主持的时候再看吧。
“纳西古乐，学会容易，学精学好难。学精学好，就要能表达出古乐的古意古韵”，杨春龄说宣科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30多人演奏，“哪一件乐器调弦不准，哪一件乐器乱加花草，他都能听得出来”，这些都属于台风台德的范畴，当然也被列入考评机制中。
游客中盛传纳西古乐会的乐手在演奏中睡着的说法，杨春龄说他们不是在睡觉，而是在闭目养神，默默地背诵乐谱。另外有的时候舞台上光线太强烈，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医学上叫做“羞光”。
当然，那晚他们没有出任何差错，联合国的官员，在听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也都出去了。那天下班比平时晚了10多分钟，因为宣科临时加了个曲子给观众。
10点钟，杨春龄走出古乐会，走出古城，天有点冷，他已经习惯。明天的日子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他们一年只放一天假，这天是中国人的岁末——除夕。（完）（本报记者
郭敏 摄影：本报记者 杨映波）
